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再思考

近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再次冲击着人们对公共安全风险的心理承受底线。事件发生后，人们一直在追问，我们在享受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红利的同时，为何城市公共安全事件接二连三地冲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秩序，而且这些风险还有点“似曾相识”。

实际上，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不同生产要素向城市的积聚，我国的城市这个生产、生活的单元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压力。风险距离你我并不遥远。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呈现给我们。

就重庆公交案而言，其发生令人惋惜。笔者作为一名关注和研究城市公共安全的学人，同样深感痛惜。这个案子里就有三类主角：涉事的女乘客、司机和其他乘客。人们同样可以通过“推演”去厘清事情的脉络。

庆这个个案而言。当一个非理性的乘客以非理性的冲突手段指向司机时，司机的反应和应急能力就决定着事态的发展方向。所有的司机应该有过相关的专业培训，他们面对乘客的无理要求甚至冲突时，一定有应急的基本原则和手段。

重庆的这位司机显然没有按照常规的应急手段去回应顾客的无理要求和冲突。按照应然的基本逻辑，汽车行驶在长江上面的大桥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路段和环境，鉴于此，司机在面对顾客纠缠甚至冲突时，时间是减速停车而不是其他。显然司机的应急手段不当才使得事态往风险积聚放大的方向发展，才酿成了最后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司机时间的处置和应对方式(边开车，边与女乘客进行肢体冲突)也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再看看另外一类当事人即除直接与司机发生冲突的女乘客之外的其他乘客。近几天，很多媒体也在聚焦这部分的“观望与冷漠”。如果在事情发生之初，如果有人谴责并制止她无理的举动，事情也许是另外一种结果。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公众的公共责任。这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性问题。所以，我国急需在公共场合进行一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系统治理的革命。

所有的社会主体必须强化自身的风险意识和风险培训。不同的社会主体首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和过程可能产生的现实或潜在风险。通过控制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履行自己公共安全责任，借由特定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及时表达自己对安全的诉求

众说周知：我们乘飞机时，是要求系安全带，电脑和笔记本是要关机或调整为飞行模式。但是我们在飞机上经常看到有些旅客在飞机上任性地打开手机、笔记本电脑或不系安全带。作为他们的“邻居”我们是否及时制止了他们的这种任性？如果没有及时制止，也就是“邻居们”也必须为公共安全风险的生成、变异和扩散“埋单”。这也是很多人就在过去两天责备其他乘客的重要原因。

就风险的自身讲，有其偶然性。但是我们依然有通过对可供因素的认知去降低，规避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对于国家而言，应该强化所有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以及预判、预控风险的自觉与主动。国家要通过强化对政策和制度的顶层设计，并重视政策和制度的严格执行，不打折扣。

举个例子，为何没人敢在高铁上抽烟？这是因为高铁上相关的惩戒制度尺度，同理我们国家可以在公共领域逐步建立风险积聚和预控的制度或政策体系，有效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边界。对于社会个体要切实履行自己对公共安全的责任，盲目、冲动的决策注定是害人害己。国家、社会和个体之间应加强协同，构建一个预防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安全网，促进城市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